来源：知音真实故事（ID：zsgszx118）
华姐是一艘海葬船的船长。作为亡灵的摆渡人，她和儿子俩，守着船，渡死，也渡生。这天，船上来了一个送别母亲的女孩，以横冲直撞的架势，打破了生活的宁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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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音真实故事
船行驶到定点海域，响起三声汽笛。海鸥在船顶盘旋飞翔，两名员工开始分发降解花篮和骨灰罐，还有纸鹤和花瓣。
我来到驾驶室。镜子中的我西装笔挺，衬衫雪白。那天，由我兼任司仪，主持追悼会。
船舱是开放型追悼厅，最前面的投屏上是死者的照片和名字，投屏前方是供桌，上面摆着四色祭品和香烛，两旁是花篮，船舱中间是安放骨灰的长桌和一排排椅子。
我调整话筒位置，按照追悼会程序请全体家属起立、默哀。
“今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，与我们的亲人做最后的告别……”
伴随着悼词，台下的家属早已眼睛噙着泪水，隐约传来压抑的抽泣声。个别家属怔怔地发呆，对亲人的思念开始穿越时间的障壁。
我是这艘船的船长，做了12年海葬，每个月都会主持几十场这样的仪式。
选择海葬的人，一部分出于逝者的情怀，渴望远离束缚和羁绊；一部分是家属缺钱，没钱买墓地，以及极少数因习俗没法葬入祖坟的孩子。
我没有计算过送走了多少人，只记得我的船换过三次，从木船换成钢船，从单体游艇换成双层游艇。
在年轻人眼里，海葬这件人生大事，有“肃穆”、“浪漫”、“感动”的意味；可也同样有很多人觉得“不吉利”、“像挫骨扬灰”。
我入这行，是出于“私心”。
2010年，我和丈夫承包了一片海域，搞旅游。我们在风景区运载游客，出租快艇。一次运客途中，两名大学生在游泳时遇到了暗流，被卷进深海，我丈夫奋力把他们救上岸，自己却永远沉眠在了那里。
料理好丈夫的后事，我带着17岁的儿子，本打算离海上岸，另谋出路。恰巧民政局开始推广海葬，并以补贴的形式鼓励从业者。
我几乎没有考虑，第一个报了名。一来，我熟悉这片海域，离了这里，能否谋得更好的生计，心里没底；二来，这片海是距离老公最近的地方。
刚入行的时候，作为船长，我雇佣了两名员工。没干两个月，他们先后离开了。后来的日子是铁打的船长，流水的船员。
我的船被当地渔民称作“拉死人的船”。他们觉得不吉利，逢年过节见到我的船，连小孩子都会朝船尿尿，扔鞭炮，渔民们甚至不让我在港里停船。
在四处停泊的日子里，我的收入来源除了政府每个月的补助，偶尔会有死者亲属包船去“海上墓地”祭奠亲人或者有钱人包船举行海葬仪式。
靠着这些服务，我把儿子供到大学毕业，一直撑到现在。后来，民政局出台了政策，大环境好了起来，海葬这一环保经济的服务，也逐渐升温。
两年前，儿子艾柯从海事学院毕业后，原本跑远航。干了不过一年，他竟主动提出要上船帮我。我坚决不同意，质问他，“嫌我还不晦气？还想不想找女朋友了？”
他依旧沉默。
丈夫走的那年，儿子正值青春期。仿佛从那时候起，儿子的心口像压了一块石头，话越来越少。
我们为了他上船的事，互相僵持着。
儿子卯足了劲，拼命要证明自己。他跟着我走了几次流程，对各个环节越来越熟悉。后来，替我主持过几场告别仪式，有模有样。
我也只好由着他。
长期受家属情绪影响，儿子养成了晚上喝酒的习惯。结束工作，船靠岸的时候，他常去附近的便利店买啤酒。然后，一个人坐在码头，面向黑黢黢的大海，仰着头吹瓶。
那时，还没有疫情，身后，码头景区灯火通明，但似乎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。周遭只听得见海浪拍击的声音和海鸥的鸣叫。
偶尔，我也会和他坐在一起，喝上两口。我们没有过多的交谈，感觉有什么东西把我们都困在了原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