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公安局到火葬场有30多公里的路程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每年要去几十次。
在很多人的眼里，火葬场是个不祥之地，胆小的人看都不敢看一眼，除非逼着没办法，我作为一名法医，这种事却早已成为寻常。
见惯了生和死，这种忌讳就没了，可是那年我被一个女孩吓着了，她和我去了火葬场，我问什么她都不说，只是一个劲的连哭带比划。
我费了好大劲才明白了她的意思：去火葬场救人！
这是个刚刚十二岁的聋哑女孩，这么小的年龄拖得我脚步踉跄，握我的手紧紧的，我感到小小掌心里湿漉漉的温热。
这种热量，是从这个聋哑女孩的心窝里透出来的。
2017年2月9日凌晨5点，一个小女孩来到了市局大门口，在门卫值班室门口边哭边比划，值班民警打响了办公室电话。
当我和刑警队长李斌接到电话赶了过来，小女孩还在值班室里瑟瑟发抖，一张小脸毫无血色，穿着单薄的她好像还没暖和过来。
值班人员说，女孩是个哑巴，不认识字，也不会写，从她焦急的呜呜喊叫和带着血迹的小手，可以判断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。
因为无法得到更多的信息，我们决定跟着女孩去看看，她能一大早步行来到这里，离家应该不远。
寒冬刚过，料峭的北风在车窗外嘶哑着低吟，这个女孩身穿单薄而破旧的秋衣秋裤，一只沾满了血迹的黢黑小手，始终指着前方。
警车在她的指引下驶入一条狭窄的胡同。
这是离市局2公里路程的一处老楼区，天刚刚放亮，赶早市的商贩早就在路边占好了位置，自发形成的一个劳务市场，人声嘈杂，几处卖馄饨和大包子的摊位升腾着热气。
警车从沿街路口拐了进去，越往里走越是狭窄，不是路窄了，而是路边占满了临时搭建的房子。
这些参差不齐的房子都是户主为了多赚一点租费向路边的扩建，周围用石棉瓦当作墙壁，上面再固定铁皮，很多房子的墙壁上张贴着出租声明，红纸黑字地写着电话号码。
女孩用手拽拽了我，指了指前面围着一群人的门口，警车停了下来，人群纷纷避让着闪出一条道来，女孩下了车，疯了一样冲了进去，我们还没来得及跟上，房内就传出来女孩嘶哑的呜呜叫声。
旁边一个男人对我们说：“你们来晚了，女孩的妈妈都被送到火葬场，估计现在已变成灰了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