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中的时候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日子过得紧张而飞快。
很少能看到大宝，偶尔去找他，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少。
他学会了抽烟，又交了新朋友，有一些曾经是我们非常讨厌的人。
而我，也有了新同学、新朋友，朦胧地开始了初恋。
我们慢慢淡出了彼此的生命，顺其自然而又无可奈何地离我们的童年、曾经的亲密无间越来越远。
后来，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。
谢师宴上，林叔林婶还有大宝都来了。
看到他，我还是很开心，当胸捶了一拳，喊了声：“大宝，又胖了哈。”
谁知，他面无表情地回了句：“都多大了，还喊小名，叫我林大宝。”
那时的我们，脆弱而敏感。
在我看来，当他不让我叫他大宝时，我们的交情其实也就结束了。
而在他看来，我考上了大学，像所有宾朋赞美的那样“前途无量”，我们的人生从此殊途。
大学四年，毕业留在北京工作三年，我和大宝好像只见过一次。
而且还是春节同学聚会时偶遇到的。
临时拼桌坐到一起，他大谈特谈走南闯北的经历，俨然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。
他没有对我表示出亲近，我也就没有主动跟他怀旧。
只是像普通老同学那样碰了杯，但心底还是有破碎的声音，昨日只能成为追忆。
在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路上，我们弄丢了彼此。
想想，很遗憾，但也无可奈何。
2014年春天，我突然接到我妈的电话，林婶病了，来了北京。
我妈是在街头偶遇一个老邻居得知的。
“赫赫，你可是吃人家豆腐，跟大宝光腚长大的，他们在北京举目无亲的，能帮的一定要帮。”
然后，我妈给了大宝的电话号码。
然后，我在一家破旧的旅馆见到了林叔林婶和大宝。
不，应该叫他林大宝了。
毕竟，他已经是两个娃的爹。
我以为多年不见，我们之间需要一些暖场。
但一见到林婶，我整个人就实打实地难过了。
曾经那个扛着100斤豆子还带小跑的强壮的林婶，如今瘦削矮小。
他们来了整整一周了，却依然没有挂到专家号。
我揽了一下林婶的肩膀，眼圈红了，努力平息着自己的情绪，对他们说：“看病的事，交给我。”
那天，站在旅馆外的街道上，我把这辈子能说的好话都说尽了，把可以求到的人都求了，最终为林婶求到一个床位。
林婶得的是乳腺癌，且是最凶险的三阴性。
林婶手术后第一天晚上，我和大宝在医院里陪护。
晚上，林婶好不容易在安眠药的作用下睡着了，我陪大宝去楼梯间里抽烟。
他递给我一支，我抽了一口，就呛出眼泪。
然后，也就真哭了。
我说：“很怀念林婶踮勺给我做麻婆豆腐的样子，那时候觉得，那么结实的她，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生病的人。”
大宝哭了，跟我讲起这些年他四处打工折腾，好高骛远，赔了家里不少钱。
等他终于稳定下来，结了婚，生了子，又把林婶拖进了婆媳大战的深渊。
他说：“苏赫，好多次心里憋得要爆炸了，想给你打个电话，但又怕给你添麻烦，怕你看不起我。这么些年没联系你，其实都是因为自卑，可能也因为嫉妒，尤其是经历了社会的险恶之后，觉得像你这样，多读书，在大城市里生活，真好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