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打电话给疾控中心说自己想做核酸，对方先是让他跟司机说“不能拒载”，但司机隔着车窗见到他的黄码，一溜烟就跑了。后来，疾控同意让他开着货车进市区，“我们跟交警部门说一下，不会给你算违章的”。做完核酸后，因为专门给黄码和红码人员开设的检测点位置很偏，他又开了很久的车，才找到了一处卖热饭的，但是他也担心自己核酸结果有问题，只敢买了饭到车上吃。
之后他就小心翼翼想避开湖南。停留四个小时的地方会出现在行程码上，一出广东，他就开始计算哪条线路能在四个小时之内跑出湖南。现在，他干脆放弃了，在不疲劳驾驶的基础上，4小时闯过湖南太勉强了，他改成了从江西进入湖北，直接把湖南绕过去。
无论到哪儿，刘改平下车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吃饭，而是做核酸。最近两个月，刘改平做了30多次核酸，最多的时候，两天做了四次，因此知道了每个地方核酸价格都不一样，郑州和湖南都是40元，四川和广东稍微便宜一点，28元就能做，湖北的最便宜，可以免费做，但要付8块钱做一次抗原检测。
司机们在意核酸的价格，40元一次的核酸能换成刘博的两顿饭，他们更在意为了做核酸而额外付出的那些成本。刘博有一次被困时，每隔一天就要驱车20公里前往核酸检测点，做完了再回服务区，每次算上来回的油费和过路费，要花100多块钱。
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各地的工厂几乎都要求24小时核酸才能进厂。陈明军是一位来自四川的卡车司机，常跑成都—广州线路，有一次他去给重庆的一个手机厂商送货，对方只要24小时核酸结果。但在当地做核酸，要等到第二天才能进厂卸货，司机们等不起，对货车司机来说，时间就是金钱。
陈明军选择了找代驾。这是最近两年出现的新职业。司机们并不清楚代驾师傅有没有驾驶证，但有“需求”就会有市场，在实施一刀切措施的工厂，都有代驾师傅出现，替那些行程码带星或者等不及做核酸的司机们将车开进厂里卸货。
在湖南的红星市场，刘改平也见到过代驾，两三百块一趟，有些代驾只负责开车进去，“人可以走进去，也可以自己把车开出来，但就是不能自己开车进去”。他还有朋友因为找了代驾，往蔬菜台上倒车卸货时磕坏了车，最后只能自己认栽。
类似的办法被广泛使用。前阵子深圳疫情时，惠州对东莞和深圳来的司机原路劝返，在惠州一家物流公司工作的杨晓峰，用私家车把惠州的司机们拉到东莞与惠州交界处，去替换掉那些进入不了惠州的司机，把货车开回来。
货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窘迫的日常，就像两年前接受核酸与行程码突然变得和驾驶证同样重要。现在，大家的期待越发低了，只要解决了吃饭的问题，日子就还能维持下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