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今，常某已经被刑事拘留，但对于教育惩戒权的讨论，不应到此为止。客观而言，在落实教育惩戒权方面，确实有模糊的地带，而常某正是钻了这个空子，打着“惩戒”的名义来体罚学生。当然，这是一个极端的个例。我们见到的情况，更多的是教师不知道如何处罚犯错的学生。管学生吧，很难掌握好度，批评轻了，学生不当回事，批评重了，就容易从“惩戒”走向“体罚”。不管学生吧，又害怕“误人子弟”。这种“两难”的选择，困扰着每一个负责任的教师。
因此，细化教师的教育惩戒权就显得迫在眉睫。什么是“适当”，什么是“过度”，都应该让公众和教师心中有数。否则，教育惩戒权既有可能形同虚设，也有可能被滥用、歪曲，而这都是有违初衷的。
就像学生扰乱课堂秩序，相关部门完全可以这样规定：学生第一次犯错，教师可以提出点名批评；点名批评后，学生继续破坏课堂秩序，教师可以让其站立5分钟；在站立之后，学生还破坏课堂秩序，教师可以让其站立一节课，按照这样的教育惩戒细则实施惩戒，教师就没有尺度合不合适的顾虑，学生和家长也可根据细则，审视教师的教育惩戒合不合理。
总之，唯有让教师对学生的管理有章可循、有法可依，教育惩戒才能有底气、有规矩、有边界、有效果。这既是对教师的保护，更是对学生的保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