究其根本原因，就是重庆实行计划单列后的迅速衰落。
此外，导致四川与重庆分家的直接原因还有三个：
一是四川已形成成都和重庆双核模式，而且人口总量大，重庆分出去后不会导致四川全省没有中心之窘境。
二是为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，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，直辖后利用区位优势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。
三是为三峡工程的统筹管理和库区移民创造条件，川渝分家有利于三峡工程的顺利有序推进，这是个契机。
综上原因，共同促成了1997年重庆与四川的分家，使重庆成为第四个直辖市。
重庆直辖前四川的情况
20世纪30、40年代，也就是抗战时期，重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水运条件为其赢得了难得的发展良机。
国民政府西迁后，重庆一跃成为当时政治经济中心，这一时期沉淀的基础实力，使重庆成为西南大区中心。
这时的重庆被析出四川省，成为继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青岛、北平后的第六个中央院辖市，也就是直辖市。
重庆的这一特殊地位一直延续到1954年，重庆与天津、南京等大城市不再直辖，西南大区机构均迁往成都。
建国后，重庆获得的支持度与自身的经济实力并不匹配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3年重庆实现计划单列前。
一五期间重庆仅有一座发电厂属于156个重点项目之一，而成都地区则有5项，奠定了其电子工业基地地位。
这时的成都已经成为川西地区的新中心，不过重庆作为传统工业城市，到80年代工业产值仍位居全国第七。
当时的重庆，优势主要集中在冶金、机械、化工等重工业及医药、纺织等轻工业，产出比大，上交税收多。
重庆虽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，但当时的地位使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，不仅如此还可能会影响整个布局。
重庆实行计划单列后的情况
在这种背景下，重庆在1983年率先在试行市带县，并实行计划单列，即赋予重庆省一级的经济管理等权限。
按常理讲，重庆实行计划单列，经济上应该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，但实际上重庆经济并未按设想发展。
先看工业，在计划单列的14年间，重庆地区仅扩建了一个西南铝改工程，没有新兴建一个重大的工业项目。
重庆与四川也曾共同申请过不少项目，但项目要么最终落户成都，要么是自贡或彭州，重庆计划每次落空。
再看交通，重庆当时仅有成渝高速，而成都已有5条高速公路。而铁路方面，重庆主导的渝怀铁路一直难产。
重庆到了80年代末，才开始建设两路一桥工程，主要是因自身财力有限，这对山城重庆来说直接制约发展。
接着看教育，建国之初重庆的教育实力并不低，后来高校院系调整，实力雄厚的重庆大学也被强行拆分开。
80年代中期，全国95所重点大学中，重庆仍占4所，与成都持平。后在一城独大的原则下，成都一骑绝尘。
最后看区划，成渝地区各种基础都比较好，但四川先行发展的并非成渝，而是乐成绵地区，重庆被落下了。
实行计划单列之后的重庆，并没有出现预想的发展速度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重庆不但没发展，反而没落了。
在这种大的背景下，重庆从四川分拆独立，应该是迟早的事情，这既是发展的需要，又是现实形势之所迫。
重庆与四川分家的直接原因
首先，四川当时的人口太多，已经达到1.1亿人，面积也不小，达57万平方公里，管辖着221个县级行政区。
放眼国内，四川是管辖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单位最多的省，从管理效率来讲，这种密集管理难以发挥有效性。
因此，重庆与四川分家的第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为了实行有效管理。
其次，重庆是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的城市，四川已经形成两个城市核心，将重庆分出去不会使四川失去中心。
另外，重庆的工业基础实力雄厚，若是直辖可充分发挥其中心城市辐射功能，利用区位优势带动西部发展。
最后，就是为了三峡工程的有序进行。重庆直辖之后，可以有效统筹三峡工程管理建设和库区移民的安置。
重庆直辖产生过3套方案，一是把老重庆区域升为直辖市，优点是操作简单，缺点是无法解决四川人口问题。
二是将老重庆和万县、涪陵等地整合成直辖市，这样可有效解决人口问题，但黔江会成一块调整后的“飞地”。
三是将巴中、广安、达川、万县、涪陵、黔江都划入重庆再直辖，但这会给重庆直辖后的发展带来大包袱。
其实最早还有设立三峡省的构想，但与精简原则不太符，后经精确测算，最终形成了重庆现有的区划格局。
重庆的直辖，确实带动了重庆的发展，也带动了三峡库区工作的开展。
重庆的人口比京、津、沪的总和少不了多少，但面积却比3个直辖市加起来的总和还多一倍多，确实不多见。
综上，重庆与四川的分家，既有根本原因又有直接原因，总之一句话，就是区划改革和经济发展之所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