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起邓文迪,人们最常聊到的少不了这是一个顶级捞女,这是一个凭着爬男人们的床而上位的女人。
如果是在10年前,我也会就此浅薄的解读她。10年后的今天,当我越来越了解人性,知道人是立体的多面的,我已学会暂停对所有人的粗暴评价。
要想充分了解一个人,恐怕还得往回看,看一看这个人从哪里出发,以前都经历过什么。
1968年12月,嫁入豪门之前的邓文迪,出生在山东济南,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。
邓父是东莞人,邓母是济南人,邓文迪上面还有两个姐姐,父母非常希望第三胎是个男孩,所以给明明是女孩的邓文迪,取名为邓文革这样一个偏男性化的名字。直到邓文迪读大学,才改了名。
邓文迪还有一个弟弟,那是父母最喜爱的小儿子。
他们一家后来搬到了徐州,邓文迪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长大的。
虽然在日后,邓文迪多次向外界媒体提及她幼时的贫穷,说她很少吃肉,家里没冰箱和电视,但其实她的家境在当时也谈不上太差。
不要用现在的社会环境去衡量70年代的中国。那时,家里没有冰箱和电视,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
图为邓文迪老家的房子
邓文迪的父母都是高级工程师,父亲还曾任徐州机械厂厂长。他们一家在徐州的旧居也曝光了,一家六口挤在五十多平米的小房子里,的确是蜗居,但那个年代的普通老百姓,尤其是城市里的老百姓,基本都是这样生活的,更何况她的父母把其中三个孩子都供上了大学。
这已经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家庭,才会换来的结果了。
所以,我认为资源匮乏,并非是邓文迪性格中的“好胜心“和“控制欲”的主要来源。她身上一直有种想要向别人证明自己的用力感,我想那和原生家庭的氛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。
尽管父母都是知识分子,又从农村到了城市,想法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,但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,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也根深蒂固,他们觉得女孩的脑子不如男孩聪明,以至于父母对女儿的管教,总是比爱更多。
也许,父母并不认为这是歧视是偏心,但对于年幼的女孩子来说,她感受到的就是不平等。
否则,不知该如何解释父母让女儿除了要会做家务带弟弟,要功课拿第一以外,每天还要背《唐诗三百首》,背不出来就不准吃饭,可儿子却可以“幸免于难”。
这应该是邓文迪始终耿耿于怀的地方。
图为童年时的邓文迪
当她后来自己做了妈妈,也被称为虎妈时,她向记者谈起父母对她的高要求,考90分都会被骂,因为爸爸的要求是第一名,爸爸还要求她提前在寒暑假学完下学期的教科书,这是中国人所谓“笨鸟先飞”的标准做法。
就算邓文迪已非常努力勤奋了,但父母依然不看好她,说一个孩子“笨”,不知该叫“客观评价”还是叫“信心打压”,总之,孩子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,要么变得越发气馁和自卑,要么变得更叛逆和自强。
邓文迪选择了后者。
生育以后的邓文迪说希望自己给孩子的是toughlove,严格的爱。如果孩子们考了90分,她一定不会说“你怎么这么笨?”。
由此可见,父母对邓文迪在童年时期的管教方式,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记,她一边逃不开,一边又在拼命抗争。这种逃不开又拼命抗争的人物特性,不是今天的邓文迪才显现出来的,她从小到大都表现得十分坚强。
姐姐说邓文迪是姐弟几个当中最泼辣的,不服输不妥协,浑身的男儿气概。
父亲在邓文迪15岁读高二时,被调回广州面条厂工作,全家人因此都跟着到了广州,唯独邓文迪被“留”了下来,并且日子过得很艰苦,年纪轻轻就要学会独立生活了。
很多传记作者把此段经历,视作邓文迪是这个家庭当中,最不受疼爱的孩子的证据,我认为并不够客观。
没有把邓文迪一并带走,也没有留下大人照顾她,主要是因为在1983年的中国,这样做是有相当难度的。一是邓文迪正在读高二,还在徐州一所重点高中读书,马上就要高考了,不好办转学手续;二是邓文迪的大姐在父亲手下当技术员,已经成家,二姐考上了大学还在读书,弟弟年幼,还需要母亲的照顾,父亲是国企员工,对人事调动并没有太多话语权;三是邓文迪表现得也很懂事,让父母相信她已有独立生活的能力。
当然,父母再有难处,也不能否认邓文迪那段时间过得清苦而孤独。没有依靠的少女,变得更要强了。
除了家庭氛围,邓文迪的争强好胜,和她长期练排球,也有一定关系。
每天早上5点半就要起床,出门训练,练到早上7点。下午放学以后,还要接受密集训练,邓文迪很快就成为前排扣杀进攻的主力得分手。
后来,因为学业不易兼顾,身边所有人都在劝她放弃排球,把精力都集中在学习上。但邓文迪很想向人证明,她可以做到鱼与熊掌兼得,所以她坚持不放弃,读书更加用功,把落后的成绩又再一次提高到班级上游水平,最终顺利的考入广州医学院。
考医学院,并不是邓文迪的主动选择,她曾说过当初她选择学医,是因为两个姐姐都当了工程师,她不愿意复制这种模式,邓父不可能给她更多选择,所以只能选医学院了。
在那个年代,人们心中最理想的职业就是工程师和医生,前者代表工厂中的精英分子技术骨干,后者可以凭借所能照顾家人。
但长期的独立生活,让邓文迪变得更有主见,对生活也有了更明确的规划。所以,短暂的听从父母安排并不能困住她,当大学同学在畅谈理想时说,想拥有自己的房子,渴望在本地企业谋一个职位时,邓文迪却说:“我要去美国。”
那一年是1985年,在所有人眼中,“这个想法大概超前了10年”,别人都觉得她疯了。
我不知道为什么邓文迪的梦想是去美国,或许是广州比徐州繁华得多,由此打开了她欲望与野心的大门,不管是什么原因吧,但我确实佩服她的超强执行力,和果决凛冽。
目标明确清晰,魄力勇气兼具,光是这两个特质,已经可以把周围的人远远甩在身后。
在父母不赞成的情况下,在英文基础很差的情况下,邓文迪扛住了压力,并竭尽所能的扫清语言障碍。接下来是学校问题、学费问题,都是邓文迪要先想办法才能实现的。
当她豪言壮语的对邓父说:“出国的学费我会自己挣的,不会用您和妈妈的一分钱”,邓文迪已经想到了办法,那就是她的英文辅导老师,也是她后来的第一任丈夫切利,愿意成为她在美国求学的赞助人。
1988年,邓文迪在广州医学院还没毕业,她已经获得了美国加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当她意识到自己可以去美国时,她果断退学,同学们都不理解这个冒险的举动,难道当一个护士或医生不好吗?会很稳定啊,为什么要这样草率的去一个陌生国家呢?
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认知差距。
太多中国女孩的两大魔咒:1、父母不让2、自己不敢,在邓文迪身上是面对父母不让,她敢。她用浑身孤胆向父母证明,他们错了。
我无法准确窥探到邓文迪的内心世界,但她确实成功了。
当她去了美国,和她父亲通话告知她在美国的情况时,父亲非常满意,还去拜访了邓文迪曾经的老师,特意自豪地提到了邓文迪在美国的充实生活。老师说,那天,邓父很高兴,满脸都是笑容。
邓文迪的进取,通通得到了正反馈,她的父母为她骄傲,这也是她坚信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基底。
包括后来邓文迪嫁给默多克不久,她就在很短的时间内,把父母安排移民,给他们超级豪华的生活,住豪宅买奢侈品,用一种近乎炫耀的方式来孝敬父母。根据西方媒体报道,邓文迪的父母一直住在纽约,他们根本搞不懂美国政府为什么会接受两个70岁、连英语都不怎么会说的老人。
因为邓文迪喜欢纽约,她希望父母能够陪着自己享受现在的上流生活,所以,以邓文迪的身份,要安排直系亲属到美国来定居,那是她分分钟能办到的事情。
我发现哪怕邓文迪活得再进取再野心勃勃,她依然没有完全走出原生家庭带给她的影响,她还是在向外证明价值,还是在向内寻求弥补。这恐怕是很多缺爱的小孩难以摆脱的宿命。
我谈邓文迪的原生家庭,并不是想说她的今天完全来自于原生家庭的影响,毕竟同父同母的两个姐姐,都和她的要强不一样,也并非所有出身重男轻女、贫寒之家的女性,都长成了和邓文迪一样的性格。
邓文迪的发家史,和她睡的几个男人,的确有着莫大关联,甚至可以说她的每段婚恋都改变了其人生境遇。
对此,网上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评价:第一种是说她靠不要脸、当小三才上位的,有钱又如何,还是让人看不起(带着鄙视);第二种是说她心机深,段位高,撩汉太有一套,想让她出教程(带着羡慕)。
我在看了写邓文迪的5本传记以后,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。
第一、光靠不要脸就上位,这显然不可能,做皮肉生意的妓女小姐、做有钱男人外室的二奶小三,为什么没个个嫁进豪门呢?第二、没人天生是强者,心机和段位也是需要不断练习的。绝大多数时候,绝大多数人的成功,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作用,尤其是在开始的那个阶段。
正如邓文迪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,从广州医学院退学,到美国加州大学去。
邓文迪立下想去美国的志愿以后,她把父母给她取的名字“邓文革”改成了“WendiDeng”,中文名字“邓文迪”也是因此音译而来。
但她的英文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,发音也很有问题,所以邓文迪一直在找能教地道纯粹口语的英文老师。
她托同学朋友帮她介绍,终于认识了在广州一家中美合资企业工作的美国人杰克·切利。
当时,邓文迪只有19岁,而杰克已过5旬,如此大的年龄差,你要说是邓文迪处心积虑的勾引,我不太认可。我更偏向于接受是邓文迪展现出来的魅力,先吸引了这个老男人。
不仅如此,连杰克切利的妻子乔伊斯也喜欢邓文迪。
她积极帮助邓文迪申请地方大学,并协助她取得学生签证,包括后来邓文迪到美国去,也是住在切利家,与他们的女儿共用一间卧室,切利夫妇还给邓文迪赞助了全部学费,要知道这笔学费可不是一笔小数字啊,据说光是一年的学杂费都超过2万美金。
切利家只是普通的中产阶层,1985年,2万美金,给一个非亲非故的女孩?
如果乔伊斯对邓文迪没好感,绝不可能和丈夫一起,支持她到如斯地步。
只不过男人对女人的帮助,和女人对女人的帮助,往往带有不同的性质。所以后来切利和邓文迪搞在了一起,我一点也不意外。
邓文迪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展示自我魅力的女人,这和她从小到大想要向父母证明她不比男孩子差,有着密切的关联,努力向外秀自己,已经成为了她的性格和行为习惯。
热情大方,勤奋好学,对未来充满希望,并且拥有十足的韧劲,再加上当年的邓文迪是多么年轻有活力,这都是生命力的象征。对于老男人来说,年轻女性的活力,就代表着巨大吸引力。
要说婚外情只有欲没有情,也不尽然。我相信切利是真心爱过邓文迪的,但他的爱,和很多普通人的爱一样,想要得到回报和交换。邓文迪这么聪明清醒的姑娘,能不知道切利的目的所在吗?
恐怕早在她答应切利去美国时,邓文迪就已经做好了交换的准备。
婚外情被撞破,也是迟早的事。最终,切利愿意为了邓文迪抛妻弃子,不一定是邓文迪那个时候的段位有多高。
切利婚内出轨,邓文迪小三上位,如果单纯用道德层面解读,毫无疑问,没得洗。
但单方面说是邓文迪抢人老公,恩将仇报,我认为并不算客观。年轻的穷学生,想去美国读书,比她有钱的美国佬主动提出“我可以帮你”,邓文迪是没扛住诱惑,因为那诱惑太大了。
这两人提供的代价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
1985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为739元,要去美国读书?2万美金,那是天方夜谭,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,光是做去美国的梦,都会被人定义为疯子吧。
邓文迪不止一次说起她的梦想,那就是小时候很少能吃到肉的她,希望有一天能变成富人,天天吃上肉。
切利提供的资助,就是吃第一块肉的门票,这是符合马洛斯需求层次理论的,你可以认为这叫走捷径,也可以理解为那是邓文迪实现目标的最佳策略。
然而,邓文迪和切利的婚姻只维持了两年零七个月,以她出轨戴维·沃尔夫终结。